日昇昌三进院东角门的“數飛”额题。
日昇昌，昔日“汇通天下”的全国第一家票号。今天仍是研究晋商文化的一座宝库，其存世的账册、书信等文字材料，建筑、汇票、匾额等实物资料，乃至传说、故事等口头文献，无不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傅山，明清易代之际山西著名思想家、学者。顺治、康熙间，傅山在平遥的活动十分活跃，经常出入于十里铺的栖真庵与长则村的聚仙楼，交游广阔，常与当时的平遥名士如温秋香、梁潢、梁禹甸、刘泽民等人聚会、畅谈、郊游，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处于极其隐秘的状态，但从傅山遗留在平遥的诗文、碑记中可以略窥端倪。如惠济桥庙关帝殿联“神趣灵长，文德武功，春秋一传；谥尊壮缪，佛兰道靖，日月同明”，后院佛殿联“佛母神道，十字总持方便；普门化现，俱支随处津梁”。还有如东凤落村戏台匾额“潮到了”，以及常见的门匾“安乐居”等。而其中较为特殊的是日昇昌三进院东角门的“數飛”额题。
笔者以为，对于“數飛”额题，不能局限于书法角度辨识，还必须结合傅山在平遥的活动，以及地域文化等多重角度予以解读。此二字迄今仍无确切释读，笔者结合傅山的行草特征，释作“數飛”，二字为词也，盖出于《说文》，“習，數飛也。从羽从白。凡習之属皆从習。似入切”。又“數，计也，从攴，娄声，以矩切”。“飛，鸟翥也，象形，凡飛之属皆从飛。甫微切。”甲骨卜辞有“習一卜”“習二卜”等文，徐灏《注笺》曰“戴氏侗曰：習，鸟肄飛也。《记》曰：鹰乃学习，引之则凡数数扇闔者谓之習。《诗》云：習習谷风。又引之为学习，讲习。别作謵。灏按：習有频数义，故又引申为重为积。《易》：習坎。陆绩曰：習重也，虞翻曰：积也。”这些“習”字，都有“重复”之意。可见，“數飛”二字乃“習”字之本意。
展开剩余79%而就日昇昌而言，笔者以为“數飛”一词的内涵或有两种释读：一是指类似“飞钱”的汇票流动往复，亦即“汇通天下”之意；二是泛指木构建筑“鸟革翚飞”的巍峨壮丽。试分述如下：
一、“數飛”额题，在平遥凡三见。除日昇昌的一处保存完好外，另两处均已不存，一在城内米家巷蔚长厚票号旧址东甬道角门，一在花园街东口路北第二座院落（民国美丽公司所在，疑为承光庆票号旧址）二门。这三处“數飛”的共性在于，均在票号院内，但又都不在正门。
这里就要谈到山西票号的起源。石骏在《汇通天下的晋商》一书中，综合近人东海《说山西票号》与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等诸家之说，概括出山西票号肇自“李自成遗金”的观点，说李自成兵败西撤路经山西，将所携带大量金银珍宝埋弃于中路一带，晋人得之，开设替反清复明义士筹款的秘密组织，以经营存放、汇兑业务做掩护，并由傅山、顾炎武创制周密森严的号规。而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山西票号兴起于嘉道间，乃平遥人雷履泰所创，已为大量史料所证实。
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有相通之处。对于一个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办理汇兑业务是其核心所在。我们可以推测：清初，伴随着反清复明的各种起义，反清斗士在平遥创立了汇兑机构，处于秘密状态，不为社会所知。到清朝统治巩固后，这些机构失去了政治意义，转而成为真正的商业机构，其后发展成为票号。笔者大胆设想，这一秘密汇兑机构即创建于顺治初年的栖真庵。栖真庵“起于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终于乙巳（康熙四年，1665年），日月一十九稔”。对于栖真庵的研究，由于其创建时代特殊，来往者特殊，济世方式特殊，名字的特殊，学界已对其在反清复明活动中的作用有所关注，惜哉存世资料有限，始终难有定论。但我们从各种隐晦的记录中还是可以窥得一二。比如，关于栖真庵的创建，朱之俊的《创建栖真庵碑记》留下了许多值得深究之处。其一，栖真庵的创建。乃明末“楚均州房竹间据为巢穴，连年累岁骚扰靡宁，海内朝山者裹足艮趾，概不敢进。而武当黄冠大半散逸，糊口于四方矣。蜡烛涧何子一贯缘在汾阳，来建玄帝宫殿于石盘山。遇仙坪张子守性缘在平遥，来建玄帝宫殿于十里铺”。如此才有了平遥栖真庵与汾阳玄帝宫两处盛极一时的道教宫观。
其二，栖真庵建筑的特殊性。“余往岁皋狼之役，取道平邑，假憩道院，则见环以土堡，冠以雉堞，独蹲旷野，客至如归，不觉生欢喜心，细询庙祝。最先立玉虚大殿以奉金容，次建玉皇阁、东华堂、前门中殿、灵官黑虎二殿，以及十坊斋堂，复券窑洞数十，余为静室。”铜墙铁壁，如此规模，像城堡般坚固，像驿站般独蹲旷野，尤其窑洞数十，确有一般宫观所没有的职能。
其三，朱之俊对栖真庵的释读，一如傅山之作《丹枫阁记》，实是欲盖弥彰。“余闻道家有全真、正一二门，亦犹释氏之顿、渐，分南北宗也。然全真之教，昉于东华教主少阳君，兴于王重阳，盛于丘长春。尝绎夫真之旨而推广之。三光恒明，四序不忒，天之真也。春生夏长，岳峙川流，地之真也。他日，青林紫字，不假煤楮，一气结成，号曰真经。黄芽白雪，犬食化龙，鸡吞变凤，号曰真丹。鞭风策电，入水不濡，投火不焦，号曰真人。真之时义大矣哉。”而且，叙及筑庵，还特别提及“平邑大工则有朱守丹、李子诚莲，暨徒苏子宣福、扬子太宾在协力共图，不日告竣”。朱守丹、丹枫阁，乃至朱衣道人、霜红龛，朱、丹、红，潜词不言自明。更何况穿梭于丹枫阁、栖真庵者，乃傅山、顾炎武、戴廷栻、朱之俊等反清复明的中坚，庵中有傅青主《不为大常住勖哉之碑》，朱之俊《创建栖真庵碑记》，乃至“陆状元（陆肯堂）亲笔一，王山史（王弘撰）征君亲笔一，许时庵（许汝霖）先生诗一”即为明证，以及平遥当地与傅山过从甚密的温秋香、梁禹甸、梁潢。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旁证，清康熙《朔平府志》记，在平鲁城北固山有元帝庙，康熙年间刘三元《创建普济桥庙碑记》：“我陶梁亲家，商游北塞，谓云、朔地镇端北，位属元冥，为建元帝庙一座，以凝风气。又设茶房于侧，四时施茶济行道，且便焚醮，为守庙计虑深远也。”“公讳世全，号小泉，山西汾州府平遥县侯坰里二甲人。”而威远卫又是与傅山、李颙为道义之交的郭传芳家乡。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出雁门，适应州，重过大同，与李因笃等二十余人聚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对比平遥之栖真庵，汾阳之玄帝宫，可以发现，这些建筑几乎是同一时期落成，同为玄帝宫观，相似的行侠济世，平遥栖真庵与汾阳玄帝宫出入驻足者已明，平鲁元帝庙创建者又恰恰是平遥人梁世全，作《创建普济桥庙碑记》的刘三元，笔者以为，即是《清实录》与清康熙《平遥县志》等典籍所载，聚集义师于顺治六年（1649年）呼应姜瓖反清起义，执杀满清首任平遥知县，起义失败后弃家为道，放浪山水间，最后落脚栾城的明朝举人、栾城令、兵部车驾司主事兼户部事、宁远宪使的平遥人刘三元。之所以如此断言，不仅因梁世全、刘三元都是平遥人，且文中记述梁世全籍贯所用为明里甲而非清里甲，这也是明代遗民的通用做法。同时说明，刘三元在避居栾城后，依然参与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反清活动。
如此，清初山西反清复明的群体，便可从平遥栖真庵、汾阳玄帝宫、平鲁元帝庙乃至祁县丹枫阁、平遥聚仙楼等的关联中得到复原。尽管此类活动尽属绝密，不为外人知晓，也不可能留下明确文字，但就这些隐晦的文字已经足以证明这些活动。上述建筑，都属当时山西反清复明的据点。这一点，从这些宫观的昙花一现也可见一斑。又，上述三大宫观，乃至丹枫阁，都“施茶汤以济行旅，设药局以医疾苦”，从事着行侠济世的活动，其大笔的开销从何而来？得自于李自成遗金，或者有一批机构直接从事高利润的借贷业务，而以汇兑的形式实现异地间的资金往来，或许可以假定为一种方式，只不过这些机构处于秘密状态不为社会所知而已。直到康熙的怀柔政策奏效，傅山、顾炎武等前辈过世后的清中叶，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才逐渐成为面向商界与大众的票号。《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飞钱”亦称为“便换”，是在唐宪宗时期产生的一种汇兑制度。其时经济日益发展，铜钱数量不足，加之携带不便，此种汇兑方式应运而生。商人在京城把钱交予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携券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以此推理，“數飛”匾额可能是承载当年秘密汇兑业务的代名词。傅山善写异体字，但此处數飛二字则是借《说文》習字的字解，也借助产生于唐代“飞钱”的内涵，汇票往来似众鸟在空中穿梭。也就是说，“數飛”匾额应该是傅山为栖真庵或其他从事秘密汇兑业务的机构所题。
二、为从事营造的木厂或木作业所书。《诗经·小雅·斯干》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以歌颂周宣王宫室的宏伟壮观、檐如鸟飞之势。由此后人美宫室之联语有“竹苞松茂，谓制度之得宜；鸟革翚飞，谓创造之尽善”。从现有史料分析，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昇昌票号时，其营业场所的前身乃一木器厂，字号无记载，但据今日昇昌西侧“二合木厂巷”之名推断，“二合木”者，大、小木作之合称也。《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其中，大木作制度两卷，大木作功限三卷，小木作制度六卷，小木作功限四卷，通共占去十五卷篇幅。说明木作制度在中国古建筑中的主体地位。材、栱、料、爵头、平座等大木作，版门、乌头门、软门、垂鱼、雀替等小木作都可以胜任的木厂，才称得上“二合木厂”。走遍平遥的城镇乡村，北汉、宋、元、明、清各代各式楼阁殿宇保存至今者甚多，各种民居更是丰富多彩，所有这些建筑都应有发达的营造厂与匠人支撑。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建木行祖祠碑》记载，木行有“木厂行”与“木匠行”之别，当时大的木厂行即有元盛、富东、德盛、乾雍、东义、合盛等六个，日昇昌票号的前身木器厂或许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个集大、小木作于一体的二合木器厂。如此木器厂，“數飛”二字当之无愧。
但这木厂或木作业具体是哪一家？还需从栖真庵的创建寻找答案。《创建栖真庵碑记》中说，“平邑大工则有朱守丹、李子诚莲，暨徒苏子宣福、扬子太宾在协力共图，不日告竣”。可以发现，在栖真庵的创建过程中，道教人物主要有四，结合相关史料可知，张子守信半而殒生，何子登槖不久即被逐南遁。营造人物也主要有四，平邑大工朱守丹，李子诚莲，徒苏子宣福、扬子太宾。从朱之俊《创建栖真庵碑记》与傅山《不为大常住勖哉之碑》看，最终守丹、诚莲乃至宣福、太宾也弃营造而入道。在十九年的栖真庵创建过程中，朱守丹、李诚莲、苏宣福、扬太宾等营造匠人贯穿始终。而此四人极有可能是日昇昌票号前身的木厂中人。由此推断，“數飛”或为此木厂书，以美其营造术。
（选自《文史月刊》）□郝岳才
(责编：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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