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远东战场。
苏联红军后贝加尔军区，携手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及黑龙江区舰队，共组成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三个空军集团军以及三个防空集团军。总计兵力超过150万，装备大炮超过26000门，坦克5500辆，飞机3800架，舰艇500艘。他们从东、西、北三面同时发起了对东北地区的进攻。长期占据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虽以勇猛善战闻名于世，然而此刻却已显露出末路之态。在苏联红军的猛烈攻势下，日军迅速溃败。
傲慢自大的武士们步入生命终章的边缘。那面象征荣耀的太阳旗，在黑土地上纷纷低垂。
西路战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从蒙古东部前沿发起攻势，穿越浩瀚沙漠，跨越雄伟的大兴安岭，一路挺进，势如破竹，仿佛无人可挡。至8月19日，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前锋已抵达长春、沈阳周边，左翼部队成功攻占齐齐哈尔，右翼则推进至张北、承德、赤峰等地，从而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日军之间的联系。
东路战场，麦列茨科夫元帅率领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与关东军的主力展开激战。面对日军的顽强抵抗，然而由于军力悬殊，我军前沿阵地迅速失守。当双方装甲部队一经交锋，胜负之局已然分明。日军的坦克装甲薄弱，一经高射机枪的猛烈扫射，装甲便如同蜂窝般布满洞眼。而苏军的坦克则拥有坚不可摧的装甲，即便是炮弹也难以击穿。至8月17日，苏军成功攻占了勃利和图们；次日，即8月19日，又相继攻陷了敦化和汪清。
在北路战场，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的远东第二方面军勇猛地跨越了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在黑龙江区舰队的支援下，主力部队沿松花江一路南下；右翼部队攻克瑷珲城后，继续向嫩江挺进；左翼则逼近宝清。至8月19日，北路苏联红军接连攻下佳木斯和依壮，逼近哈尔滨、北安以及齐齐哈尔。
8月19日，苏军伞兵部队于哈尔滨、长春及沈阳三大城市展开了空降行动。
8月20日，苏军伞兵部队于双辽、辽源、延吉、吉林、大连、旅顺、平壤、元山、咸兴等多个城市同步实施空降行动。与此同时，东路与西路苏军分别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8月31日，苏军解放东北。
随着日本关东军的覆灭以及苏军的即将撤回本土，东北地区的肥沃黑土地瞬间陷入权力真空。彼时，东北不仅坐拥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其钢铁产量更是高达全国的90%，煤炭产量占比60%，发电量亦占据全国40%的份额。此外，这里还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以及最大的粮食产区。
东北的战略要地地位，决定了其必将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所在。
1945年9月14日，在延安的王家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一点整准时拉开帷幕。此次会议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主持。与会者包括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领导人乘坐飞机抵达重庆，展开与国民党的谈判。在此期间，中央事务暂由刘少奇同志负责主持。
刘少奇正就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发表见解，忽有一位身形魁梧、举止干练的男子步入窑洞。男子目光锐利地环顾四周，嘴角挂着油渍斑斑的微笑。刘少奇立刻中止了讲话，快步上前，紧紧握住那人的手，向众人介绍道：
“他，正是我们首批走出关卡的开路先锋，曾克林同志。”
掌声响起。
“先锋官，请至这边就坐。”彭德怀起身，热情地发出邀请。
曾克林落座于彭德怀的身旁。朱德瞧见他口中仍在咀嚼着什么，便说道：
“到家了，饭要吃饱。”
“饱了，饱了……”曾克林急忙起身回应。
“请曾克林同志分享一下他们出关的经历，以及当前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少奇目光凝视着曾克林，语气中带着期待，“越具体详尽越好。”
曾克林挺直了腰杆，开始了对出关情形的详细汇报。话音刚落，朱德便挥动着手中的蒲扇，说道：
“请坐下来好好谈谈吧，你刚经历了一段长途飞行，难道不觉得有些疲累吗？哈哈……”
曾克林感慨道：“感谢老总。我率领冀热辽军区第16分区，在接到奔赴辽宁、吉林的指令后，于8月16日毅然启程。此次行动，我同分区副政委唐凯并肩作战，带领着4000名英勇战士……”
曾克林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阐述了他们与苏军携手，成功解放东北地区若干地区的历程。
冀热辽军区第16分区之部队，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及副政委唐凯的带领下，自抚宁台头营地启程，途经石门寨、绥中、锦州，一路疾驰向沈阳进发。行军过程中，部队屡遭日伪军的袭击。正值连日大雨，沿途河流水位猛涨，道路泥泞不堪。为加速挺进东北的步伐，部队在攻克石门寨、九门口等地的伪军据点后，决定绕过山海关，并于8月28日抵达绥口。8月29日之夜，部队传来喜讯，称苏军一支分队正自赤峰方向接近。曾克林与唐凯闻讯喜悦，立刻着手做好迎接的准备工作。
8月30日的上午九点，苏军的小分队乘坐五辆卡车及一辆吉普车，从远处缓缓驶来。曾克林下令，由号手们组成的临时军乐队齐声奏响，部队则整齐地排列在公路两侧，热切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苏军初见这些未着军服、无军衔的人员，便误将他们认作是日伪混杂的杂牌军队或是武装土匪。他们手持冲锋枪，表情紧张至极。
车队缓缓驻足，唐凯随即迈步向吉普车方向走去，他朝着车内的苏军上校说道：“我们是八路军，属于共产党的队伍，今番是特地来此迎接贵方的。”
苏军上校与身边的少校交换了一个眼神，继而同声耸肩、摊手，摇头不已。唐凯灵机一动，迅速卷起衣袖，露出那双结实的臂膀。他指着左臂上那颗闪耀的五角星，以及右臂上鲜明的镰刀锤子图案，一边比划，一边解释道：“这是共产党，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军。”
苏联上校目睹唐凯臂上的纹身图案后，顿时豁然开朗。他转过身，对身边的苏联少校喊道：“毛泽东！毛泽东！”
少校敏捷地跃下吉普，挥舞着手臂，对着卡车上方举枪瞄准的苏联士兵高喊：“毛泽东万岁！”
苏联士兵愣神片刻，随即齐声爆发出欢呼声。唐凯亦率领中国士兵一同高呼：“斯大林万岁！”
中苏两军胜利会师之际，曾克林目睹苏军车辆尾部牵引着口径巨大的火炮，随即与唐凯商议，决意率领部队返回山海关，对敌人来个出其不意的反击。
9月1日凌晨，曾克林部队在苏军的支援下，成功夺取了被誉为“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要塞，此举为后续部队出关解除了重大阻碍。
在攻克山海关的16分区部队之后，于9月3日搭乘火车，向东北方向继续进军。翌日，即9月4日，部队抵达锦州。在苏联军队的许可下，部队留下了一千名战士负责接管当地的伪政权，而主力部队则继续北上，向沈阳发起了坚定的挺进。
在16分区部队攻克沈阳之后，经与苏联红军的友好协商，设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担任司令员，唐凯出任政治委员。沈阳的局势错综复杂，日伪残余势力横行无忌，而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携带着重庆方面的委任书，大肆招揽伪警武装。苏联红军方面，受制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美国、英国的外交施压，与曾克林部频繁发生摩擦。为了获取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具体指导并协调与苏联红军的行动，曾克林请求搭乘苏联飞机前往延安进行请示。苏联红军亦迫切希望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交流，因此，苏联红军派出卫斯别夫上校及翻译官谢德明中校与曾克林一同乘坐飞机前往延安。
言毕，曾克林手捧茶缸，目光投向了在座的各位中央首长。
“部队发展如何？”叶剑英问。
“行动之速，令人惊叹！”曾克林言辞间流露着激动，“抵达沈阳后，我们立刻与抗联的冯仲云同志取得了联系。抗联同志们迅速通过广播电台，传播了八路军接管沈阳的喜讯，并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那些我党潜伏的地下党员以及与组织暂时失去联系的党员，纷纷前来寻求接续关系。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使我们得以迅速解除众多敌伪势力的武装。如今，部队规模已扩大至三万余人。”
“三万余人！”任弼时不禁惊呼，“短短一个月，人数便激增至原来的八九倍。”
“这步棋我们走得实在是精妙至极。”张闻天对刘少奇笑着说道。
刘少奇关切地问道：“当前武器和物资补给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已成功控制了众多仓库，里面储存着各式物资，军火、粮食、被褥一应俱全……”曾克林兴奋地述说。
“东北的局势或将愈发错综复杂。”刘少奇说道，“尽管蒋介石起步较晚，但他背后有美国势力的支持，其拥有的飞机与轮船速度远超我们的‘11号’。我们务必抢在其先，迅速调遣十万大军与干部入东北。即便无法独占东北，也必须坚决掌握并稳固我们在东北的主动地位……”
会议持续至14日傍晚，直至15日凌晨方才落幕。中央高层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五人组成东北中央局，并即刻动身前往东北，展开相关工作。
1945年9月15日的拂晓时分，一架配备双引擎的道格拉斯飞机自延安东关机场腾空而起，飞机内载有东北局书记彭真，以及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曾克林等同志，还有苏军上校卫斯别夫及中校翻译谢德明等。
此刻，十万雄师与干部队伍，正从山东、苏北、华北、陕北等革命根据地启程，踏上了漫漫征途，向着那“枪林弹雨、粮草充足、高楼林立、电灯通明”的“新天地”进发。他们翻越崇山峻岭，横渡江河湖海，一路风尘仆仆，雨打湿了征衣，行军路线因敌情与地形变幻无常，曲折蜿蜒。他们时而东进，时而西行，南征北战，但始终不偏离一个坚定的方向——东北！东北！
此刻，四野首批筹备启程的高级将领们，正翱翔于士兵们头顶之上。他们本可轻松飞越关隘，无需脚踏实地便能悠然抵达沈阳，却似是天意弄人，非得举行一场盛大的出关仪式不可。不料，飞机在空中突然遭遇故障。
慌乱中，苏军飞行员摸索着操纵杆，飞机在空中剧烈颠簸，失控之势愈发明显。中校翻译谢德林急促地敲打着舱门，高声呼喊：“迫降！迫降！”
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加之舱门阻隔，谢德林凝视着驾驶舱内的飞行员，脸色因焦急而变得苍白。彭真与陈云从沉睡中惊醒，舱内众人无不紧张万分。
飞行员在艰难中终于恢复意识，毅然选择在山海关机场实施紧急迫降。飞机恰巧降落在跑道正中央，强大的惯性让机身猛然冲出跑道，最终一头扎进了稻田之中。机尾高高扬起，整个机身瞬间呈现出了垂直的姿态。
舱内一片狼藉，众人碰撞之间，头晕目眩。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不幸受了轻伤，彭真更是遭受脑震荡之苦。叶季壮的遭遇最为凄惨，腿部被倾倒的油桶和散落的无线电设备所压，伤势严重。相比之下，陈云实属幸运之极，飞机舱门被猛烈撞击打开的瞬间，他被一股力量猛然推进驾驶室，竟然毫发无伤。
驻守于山海关机场的苏军部队迅速出动，他们首先将叶季壮从机舱中搀扶而出，安置于平实的地面上躺卧，随后依次将彭真等同伴们一一救离险境。
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率领一班人马迅速抵达现场，眼前的中央首长狼狈之状，让他深感震惊。他随即安排将彭真等人安全接入城内，并给予了充分的安抚。翌日，朱其文特意派遣了一列专列，护送身受轻伤且肩负重任的彭真等人前往沈阳。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之际，彭真、陈云等领导人物莅临沈阳，入住张作霖昔日的大帅府，自此展开了对各路军队的指挥调度，着手进行收复东北领土主权的战略部署。
彭真抵达沈阳的翌日，中央为了强化东北局的领导阵容，特地派遣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等同志前往东北担任工作。
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领导原计划赴山东根据地履职。他们在8月24日搭乘一架美国运输机，从延安起飞，抵达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下机后，林彪一行即刻改乘马匹，匆匆踏上前往山东的征途。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河南濮阳，突然收到党中央的“万万火急”急电，指令他们即刻改变路线，赶赴东北。林彪拆阅电文，众人议论不休。这发生在一处农家的院落之中，林彪未曾多言，径自牵出战马，翻身上马，独自朝着前方的道路迈进。萧劲光等见状，也立刻跃身上马，紧随其后。
林彪性格内敛，行事高冷，鲜少与他人嬉笑打闹。下属对他均抱有敬畏之心，无人能揣摩其内心所思。大家都不敢主动与他进行思想或情感的交流。
林彪永远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林彪的马蹄声渐行渐远，离开村庄后，面前呈现出两条路径——一条通往东方，另一条则指向北方。林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向北延伸的道路。
部下们目睹此景，心中已有定计，于是纷纷策马向北疾驰，将他们的“首长”紧密围护在队伍的正中央。不久，天空骤降大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众人因未携带雨具，个个如同落汤鸡，全身无一处干燥，被雨水淋透，迎面而来的寒风更添几分凄冷。
邓华与同僚们忽然在绵绵细雨中开起了玩笑，他拭去额前滴落的雨珠，轻声说道：
“雨，其实并非全是坏事，我们不过是借此洗了个自然的澡。然而，蒋介石的飞机却对雨水有所忌惮。”
“没错，这场雨恰恰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真是天佑我八路军啊！”一位干部感慨地说道。
随行人员纷纷应声附和：“快下吧！雨势越大越妙，直到我们抵达东北才恰到好处！”
众人谈笑风生之际，林彪却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欢声笑语顿时凝固，众人互相交换着尴尬的目光。
确实如此！蒋介石的座机惧怕雨水的侵蚀，而体弱多病的林彪同样对雨有忌讳。
平型关一役，让林彪声名鹊起，成为抗战中的著名将领。然而，就在他初露锋芒之际，林彪却突然退出了抗日战场，甚至险些丧命。在这场战役中，我军缴获了大量的日军后勤物资，而林彪个人所得的战利品，则是一件黄色的军呢大衣。
1938年3月2日之夜，林彪身着那件深色大衣，策马穿越晋军阎锡山部所设防线。不幸的是，晋军哨兵误将其当作日军，举枪瞄准，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林彪不幸中弹，从马背上跌落。子弹穿胸而过，严重损伤了脊神经，伤情严重。为挽救林彪的生命，党中央果断派出飞机，将他紧急送往苏联接受治疗，这一去，便整整五年时光。
林彪的命保住了，但体质却一落千丈。从外貌上看有点弱不禁风。
雨势已然停歇，眼前便是蜿蜒的平汉铁路。一座碉堡矗立其中，不知敌方是否已撤退。林彪果断下令，丢弃马车，全员换乘马匹，疾驰穿越铁路。
堡垒中竟潜藏敌踪，当马队穿越铁路之际，双方展开激烈交火。跨越铁路后，是一片广阔的花生田，不幸的是，一名马夫在这场混战中身负重伤。
十月之初，林彪及其随行人员历经艰辛，终于抵达山海关。未及举行隆重的出关礼，他便急忙登上火车，疾速赶往沈阳，正式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一职。
林彪与彭真共同领导的这支被称为“杂牌”的队伍，实则便是四野的雏形。
林彪抵达沈阳之际，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携带三万余众，声势浩大地向山海关进发。黄克诚所部成为当时进军东北、争夺此地的主力。他们自苏北根据地起程，依靠徒步，跋涉近万里路程。一路由苏北迈向东北，由身着单衣变为披上棉衣。
林彪率领一支高效的指挥团队自沈阳急速奔赴山海关，亲自部署黄克诚部队的进军东北战略。
此刻，山东境内另一位“统帅”——罗荣桓，亦接到了即刻启程前往东北的紧急指令。
罗荣桓自抗战时期便身患重症，频发尿血，且不时伴有高热。鉴于敌我双方斗争的惨烈，加之罗荣桓身为山东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抗战胜利之际，中央决定派遣林彪前往山东，以接替罗荣桓的职务。然而，林彪中途接到紧急电报，需火速前往东北。与此同时，罗荣桓也收到中央的命令，要求他率领山东主力部队前往东北。山东地区的日常工作则暂时交由陈毅负责。当时，陈毅正身处太行山，赶赴山东途中，而山东的大规模反攻战役正在进行中。罗荣桓在临沂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一时间无法抽身前往东北。
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来自中央的紧急电报，指示他“率轻便机关，即刻前往东北”。罗荣桓及其夫人，与奥地利籍医生罗生特及一名卫生员共乘一辆小车，自临沂启程。
行至诸城，道路不幸遭敌破坏，无奈只得徒步前行。恰逢罗荣桓病情加剧，无法骑马，于是警卫战士们将他小心地抬在担架上，一同继续前行。
11月5日，罗荣桓率领的队伍抵达龙口，码头上熙熙攘攘，遍布着即将渡海的部队。他凝视着自己钟爱的战马，对许世友说道：
“这马跟了我多年，送你了！”
许世友目睹罗荣桓情感流露，心知罗荣桓不仅对战马怀有深厚眷恋，更难舍的是他亲手打造的山东根据地。彼时，山东的武装力量在我军中堪称最为雄厚的力量。
许世友缓缓从腰间取下手枪，双手捧起，递给了罗荣桓作为回礼。
罗荣桓率领的队伍乘坐船只渡海，原本计划在大连登陆，随后搭乘火车前往沈阳。然而，当船只驶近旅顺时，却遭遇了苏联军舰的拦截。罗荣桓向对方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但苏军舰长仍旧表示怀疑。
“你是山东军区司令员？”
“司令员同志，恳请您谅解。我方允许贵军于旅顺、大连之外的其他港口实施登陆。”
罗荣桓同志于11月6日抵达貔子窝，就此踏上东北的沃土。
从山东革命根据地出发，这支庞大的部队共计六万余人。他们日后，成为了东北野战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罗荣桓抵达东北之际，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的激烈冲突终于爆发。
1945年11月11日凌晨，夜幕低垂。冀东八路军第19旅，在白天与国民党第13军激战长达十余小时后，于夜晚派遣精锐小部队对国民党宿营地发起突袭。
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的一个连队，正驻扎在秦榆公路沙河西岸的一处村庄休整。八路军的小股部队悄无声息地干掉了哨兵，进而潜入村中。国军士兵们白天在攻打山海关的战斗中遭遇挫败，夜晚睡梦中仍惊恐于八路军刺刀的闪烁。突然，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短短十几分钟内，整个连队便全军覆没，唯有连长侥幸逃脱，独自逃离了现场。
小分队趁胜追击，深入至13军阵地，胡乱开火后便迅速撤退。此番行径顿时引发轩然大波。89师与54师因此展开了一场激战，阵地内一片混乱，内部火并持续了一整夜。待到日出东方，查证之下，并未发现任何八路军的踪迹，双方竟自相残杀，死伤无数。
“解放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短短几分钟内便将村中的房屋和防御工事夷为平地，我们全连的战士也在这场炮火中英勇牺牲。”
石觉愣了片刻，自语道：
“据说解放军已经获得了日军关东军的先进武器，这消息是否属实？”
“军座，为规避共军炮火的直接威胁，我建议我部宿营应尽量选择远离村庄的地点，而作战时的阵地则应以散兵坑为首选。”万宅仁道。
“好，便依你所言行事。”石觉在部署部队严防八路炮火的同时，也将相关情况及时上报给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
杜聿明，何许人也？堪称国军之中屈指可数的杰出将领。在昆仑关的激战中，他一战成名，声名远播，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
“我所获知的消息却与此相反，据称山海关的共军装备破旧，并无炮火支援！”杜聿明在电话中对石觉怒吼道。
11月13日清晨，杜聿明召集了13军团的全体高级军官，并指定那位连长为向导，亲自前往战场进行实地考察。
“这座村庄是哪一处，遭到了解放军的破坏？”杜聿明向那位连长询问。
连长首先指向村北的方位，一番探查后，发现那里的房屋皆安然无恙。接着，他又指向村中央的位置。杜聿明步入村中，向一位年迈的农民询问：
“前晚这里打了吗？”
“哎呀，打得太激烈了！”老农民感叹道，“八路军一到，立刻将村子团团围住，我们的老总不幸被手榴弹炸得惨不忍睹，其他人也都缴械投降了。八路军真是英勇无比，即便是昔日的日本鬼子，他们的炮火和机关枪也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势。”
“八路军打炮了吗？”杜聿明问。
“墙的东侧，炮声已响。”老农指向东方。
杜聿明一看，是手榴弹的痕迹。
11月15日的清晨，杜聿明亲自驾驭战场指挥，率领第十三军，在飞机与火炮的协同掩护下，向山海关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山海关的守军，兵力虽不足八千，却英勇顽强，与拥有三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激战持续至16日深夜，守军接到撤退的命令，毅然撤离了山海关。
11月17日，国民党13军占领山海关。
11月18日，13军对绥中发起了攻势，却遭遇了一座空荡无人的城池。
11月22日，13军与52军先后成功占领了兴城、绵西以及葫芦岛。
11月24日，我国第13军与第52军主力部队奋勇进发，目标直指锦州。至26日凌晨，该部队已成功夺取了锦州城。
杜聿明指挥两部军队，自山海关挥师直至锦州，我方军队边战边退，双方未曾爆发规模较大的交战。
林彪率领着轻便的指挥机构，从沈阳急速赶至锦州周边。黄克诚、梁兴初等部队虽与他的指挥所相距不远，却苦于无法调动兵力。原因在于电报密码未能统一，尽管收报机发出连续的“嘀、嘀、嘀”声，却无人能解其意。究其原因，各部队虽从苏北、山东、冀热辽等地根据地汇聚东北，各自保持着原有的通讯模式，能够向党中央汇报，但在横向沟通上却遭遇了障碍。
在延安，毛泽东凝视着军用地图上错综复杂的敌我双方态势，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与毛泽东同样心急如焚的是东北战场的领军人物：林彪、黄克诚、梁兴初、李运昌等。
林彪心急如焚，担忧指挥失灵、通讯不畅，导致部队难以实现有效协同。
黄克诚忧心忡忡，所虑之事可谓“七无”——即无党派组织、无民众支持、无政权执掌、无粮食储备、无经费来源、无医药供应、无衣物鞋袜等物资。
梁兴初、杨国夫等将领焦急万分，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缺乏枪支弹药。在启程前往东北之前，他们遵照上级的命令，将武器留在了老根据地，仅凭空手来到了东北，目的是接收日本留下的新式装备。然而，先头部队出关时曾报告，沿途遍布日本的军火库，但当他们抵达东北后，却发现苏联军队态度突变，仓库中的军火不得动用。这导致梁兴初等部队手无寸铁，却仍需面对激烈的战斗。
李运昌与曾克林心急如焚，难以遏制新成立的部队迅猛膨胀的态势。他们率先出关的部队如同“暴发户”，一旦打开日军的仓库，便应有尽有。正如有梧桐树便不愁凤凰栖息，他们一声令下，便吸引了众多响应者。短短两个月间，部队规模膨胀了十几倍。新组建的部队成分混杂，国民党军队一到，便纷纷发生哗变，投向了所谓的“中央军”。李运昌的部队在短期内便有四万多人叛变或逃散，而周保中的部队在敦化虽有八个大队，却竟有七个大队投敌，仅剩下一个朝鲜大队。
这些焦虑不安的将领纷纷向中央政府倾诉衷肠，迫切要求获得休整机会，以避免再次投入战事。
东北战局急转直下，优势已不复存在。那支蓝色箭头依旧势不可挡地向北推进。党中央审时度势，针对东北当前的敌我态势，迅速确立了“避实击虚，控制两翼”的战略方针。
12月23日，杜聿明将军率领52军两部，迎着纷飞的鹅毛大雪，自沟帮子向北部镇、黑山发起进攻。当日成功占领北镇，翌日又攻克黑山。
12月28日，我军13军与195师并肩作战，成功攻克义县；紧接着，30日又顺利占领了阜新。进入1946年，1月4日，部队再接再厉，攻下了北票；次日，5日，朝阳亦告陷落。
1946年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军委任命林彪担任总司令一职，彭真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随后，军队被划分为野战军与地方军两大类别，并据此设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个军区。此外，中央政府亦批准罗荣桓前往朝鲜境内的苏军医院接受治疗。
杜聿明率军征战至阜新之际，亦不幸染病，其症状与罗荣桓颇为相似，腰腿疼痛，难以支撑。于是，杜聿明从前线撤回锦州，并在医院接受检查，结果显示肾脏出现问题。与此同时，罗荣桓正躺在朝鲜苏军医院中，杜聿明亦随之入住锦州医院。二人虽忍受着腰痛的折磨，却依然心系前线，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
1946年2月13日，林彪指挥部队且战且退，终于在关键时刻捕捉到了一次不容错过的战机。
国民党第13军第266团全体成员，以及第265团的一个营和师属的山炮连，孤军深入，与主力部队失联，行程已超过一日。
林彪迅即下令，集结山东第一师及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总计七个团的强大兵力，对敌军进行出其不意的围困，将其围困于秀水河子一带。
2月13日，夜幕降临，战事拉开序幕。林彪果断指挥炮兵对秀水河东南及北部高地进行猛烈轰击，有效压制了敌军火力，随即命令步兵发起攻势。敌军连日来势如破竹，误以为我军无力抵抗，故而采取固守防御的策略，他们自恃拥有美式装备和强大的火力优势，坚信能够稳住阵脚。
在巷战中，双方你来我往，激烈争夺。战斗直至次日凌晨2时方才停歇。我军如潮水般汹涌的攻势，一波比一波更加强劲。国民党军队首次遭遇如此悍不畏死的敌人，阵脚开始动摇，除一小部分部队退守至后街西北角进行掩护外，大部分部队纷纷向西寻求突破。
敌军突围而出，甫离村落，便被我军再度包围。村旁平坦之地并无险要可供依托，经过一番抵抗，察觉形势不利，无奈之下，只得放下武器，选择投降。
2月14日晨，战事结束。
在这场激战中，我军英勇奋战，共歼灭敌人500名，俘虏副团长以下900余人，缴获山炮38门，各类枪支1000余支。
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团长以下771人。
杜聿明躺在病榻之上，得知13军89师全团覆没，心中不禁忧虑兵力之单薄，深知仅凭两个军的力量接收东北实属奢望。于是，他当夜急电蒋介石，陈述共军兵力雄厚，强调必须迅速增兵东北，以解燃眉之急。
2月18日，杜聿明搭乘专机赴北平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在第七舰队的协助下，蒋介石将新编第6军、新1军、第71军、第60军以及第93军，从上海、广州和越南等地，陆续调运至秦皇岛。
经平壤苏军医院确诊，罗荣桓将军不幸患上肾癌。受限于当地医疗设备的有限性，手术方案无法实施。医院方面已建议罗将军尽快赴莫斯科接受治疗。
1946年2月23日，罗荣桓将军自平壤转赴大连进行短期休整。当时，大连及旅顺均处于苏联红军的管辖之下。
一日，罗荣桓卧床翻阅书籍，忽有一身穿苏军制服的少校军官不请自来。罗荣桓抬眸一瞥，见其乃同胞，且颇有几分面熟之感。
“难道你不认得我了？”来者摘下军帽，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喜悦。
“刘亚楼！”罗荣桓瞬间辨认出他的身影，“瞧你，刘亚楼，一尝洋面包，精神头儿都足了！”
“自延安分别，转眼已过七年。”刘亚楼询问，“尊敬的首长，您这是患了何种疾病？情况严重吗？”
“肾脏若出现问题，又何妨？毕竟生死有命，不过是与马克思相聚而已。”罗荣桓幽默地说，“那你来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
刘亚楼激情洋溢地述说着他在苏联的往事。1939年，他踏入苏联军事学院的大门，学成归来后，便投身于苏军的工作。他曾亲身参与苏联的卫国战争，并在去年八月，随苏军一同挺进东北。如今，他以王松为化名，表面上是一位苏军少校，实则肩负着东北民主联军与苏军联络的重任。
“我心怀壮志，渴望投身战场，亲身经历一番真刀真枪的战斗，恳请老首长能够给予我帮助。”刘亚楼诚挚地请求道。
“这工作挺关键。”罗荣桓道。
“自是重要，然……”刘亚楼道，“却并不甚合我之性情，你对此应有所了解。”
在刘亚楼的多次恳请之下，罗荣桓最终决定向东北局及中央发出电报，提议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刘亚楼便如一颗新星般横空出世，骤然间跃升至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层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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